贺毅系列作品面对灾难四

妻子的“系统性红斑狼疮”医院住院治疗了九十六天，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，于一九九二年农历腊月二十二出院。院方本着对患者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原本是不同意妻子出院的，担心回家后一旦病情复发，可能会贻误治疗的时机。这种病有时候也会有很强的突发性，患者情绪剧烈波动，也是诱发病情反复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越是临近年关，妻子的情绪越焦躁，这我是能够理解的。医院过年，别说是妻子，就连我也难以接受。你想啊，大年三十万家灯火，家家都在团圆，而我们和母亲及两个孩子，虽然只相隔几十里路却不能团聚，并且是在病房里过年，何等凄惨啊，想一想心里就备受煎熬。我十二岁的时候，母亲得了一场大病，大叶型肺炎，后来又转成“过敏性紫癜”、“血小板减少性紫癜”，医院。那医院度过的，医院陪着母亲。那年，专门接来我们家照顾我们的姥姥，陪着我们姊妹七个跟爷爷，五块钱过了一个素大年。其时最小的五弟才两岁。那是我记忆中最凄凉的一个大年。如今我们却要重复当年的那一幕，只是父母亲的角色换成了我和妻子。回想起当年的凄惨境况，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。医生在听取了我坚持出院的理由，唏嘘一番后，终于同意了我们的出院请求。

妻子出院后，我们又从陕坝街上搬回了农村。我去神木淘金的梦想也变得遥遥无期，不知道有朝一日还有没有可能去那里发展了，先老老实实种地修生养息吧（再去神木已经是三年以后，我专程去寻回我的破三轮车）。

搬回农村后，我们在岳父所在的四社借了房子暂住。一方面是因为给妻子看病筹钱，我把仅有的一套西凉房也以块钱的低价贱卖了，五社一时借不到闲置的房子；另一方面也方便岳母照顾在恢复期的妻子。那时妻子的精神状态极差，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，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。

可是仅仅三个多月后，医院。真是祸不单行啊！

5月上旬的一天，我正在地里浇头水小麦，岳父打发人来叫我，说岳母病了。我赶紧打住田口，骑车就往回赶。

回到岳父家，岳父告诉我，岳母上午大概是便血了。我一听这种情况，就让医院。岳母说不是什么大病，不要大惊小怪，还是先让朱大夫看看再说吧。我看岳母说话有气无力的样子，精神状态很差，知道一定不是小病，搞不好就是胃出血。因为有八五年妻子“妊娠大出血”的前车之鉴，医院。“朱大夫在乡卫生院，一来二去得耽误多少时间，不能耽搁了。”岳母拗不过，医院。这一去岳母从此病了十二年半，直至年病逝。

医院一检查，果不其然，岳母是因胃底静脉曲张导致胃出血。医生说幸亏来得及时，如果再耽搁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医生赶紧采取措施，输液、输血，及时控制住了病情。

我心下寻思，八年前我已经吃了那么大“一堑”了，再不长“一智”不成白痴了吗？

然而，医院出院后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岳母的颈椎又出了问题，医院治疗。旗医院诊断结果是颈椎病，可治疗了一段时间不但没见效，病情反而加重了，岳母的脖子僵硬得连头都扭不成，疼得连觉都睡不安稳了。后来打听到临河医院用小针刀治疗颈椎病，就去了医院。经过医院几次小针刀配合中药的治疗，岳母颈椎病的症状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，但还是没有完全治好。

自从初夏患胃出血以来，岳母的胃部功能一直没恢复，在治疗颈椎病的同时，也没中断治疗胃病。后来亲戚冯玉河（妻子姨夫的妹夫）给我们推医院的张教授，让我们到呼市去看，他还给我们写了一封推荐信。9月份，我和妻姨夫柴国善、妻弟党春祥一起陪着岳母上了去往呼市的列车。

呼市附院张教授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中医，人很和蔼，据说医术很高明。在呼市附院治疗了十八天，经过张教授的精心调理，岳母的胃部功能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。

从呼市回来没多长时间，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左右，岳母的眼睛又出了问题。起初是左眼皮上起了个疙瘩，渐渐地开始发痒。一检查是囊肿，于是做了手术。可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右眼皮也起了同样的疙瘩，又做了一次手术。

岳母眼睛上的病刚消停了没几个月，又添了新病，身虚、气短。医院去查，是甲状腺机能减退。唉，真是扳倒葫芦瓢起来，用岳母的话说，这就成了个烂筛子了，两只手能堵住几个眼。

直到第三年秋天，盟医院内二科主任邬春兰告诉我们：“不对，这个病的病根子根本就不在甲状腺上。我看了这么多年病，还没见过这样的病例，甲减升一下又过了，成了甲亢；再降一下，又成了甲减。根本不是内分泌方面的病。你这两年浑身到处发病，很可能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。”其时，不到两年半的时间，岳母光住院就已经住了八次，加上平时复查、初诊，已医院多少次了。

邬春兰主任建议我们去呼市附院找她的导师，进一步确诊究竟是什么病。邬主任还说，如果找不到病根子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再怎么治疗都是徒劳的，甚至还会延误了治疗。她同时还给我们写了一封推荐信。

准备转院的时候，一家人起了分歧。我建议去北京查，可其他人都不赞同，包括岳母的兄弟姐妹。他们都说，医院挂号都得排一个月队，我们没个惯熟人，东认不得，西认不得，甚至连个门头脚道也寻不见，医院看？怎么走？

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。我给他们讲清厉害关系：前年去呼市找张教授，连个胃病最终都没看好，万一这次去了再查不清楚该咋办？这两年因为给岳母看病，这个家的底子已经掏空了。如果去呼市再查不清，又浪费钱又耽误病情。我不医院，都是给惯熟人开的？

由于我这些年给妻子看病，医院，对医院的一些流程可以说耳熟能详；同时为了妻子更好地康复，我养成了看医书的习惯。久病成医，虽然不是真正懂医道，但关于一般性的医学常识还是略懂皮毛的，在村子里也经常给邻居打针、输液。加之我出远门比较多，见识自然要广一些，我又是妻子兄弟姐妹中的老大，岳父、岳母都很信赖我，只要有我在，岳父和岳母及妻弟、妻妹们心里就觉得踏实了。这两年陪岳母住院，我几乎是全程陪护；而平时带岳母复查也是我去，岳母根本凭不来其他人。甚至有时候岳母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岳父会开玩笑似的跟岳母说，“咋样？要不我给你找贺大夫去？”“贺大夫”当然指的是我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心理医生的角色。

岳父和岳母看我坚持，就说，那就听他的哇，他比咱们知道。

于是，11月上旬的一天，我跟妻弟党春祥陪护岳母去往北京。因为我以前做买卖去过两次北京，每次都坐地铁到苹果园附近的公交六公司住旅馆，所以对那条线路比较熟悉。我们下了列车坐地铁去往坐落于医院——医院，恰逢周日中午一点。我们安排好旅店，医院挂号。因为周末，医院里人不多，我们很顺利地挂上了号。根据口述病情，导诊建议我们挂了风湿免疫科。

因为化验要进行细胞培养，结果需要十天后才能出来。当时岳母的临床症状表现在多个方面，在等待化验结果的同时，我们又挂了血液科、呼吸科、五官科等几个科室的号，对岳母的病情进行了全面的排查。正好在我去化验室询问化验结果的时候，结识了到医院医生侯晓峰（医院血液科主任），本来十天出来的结果，按加急七天就出来了。化验结果显示：巨球蛋白血症。

我把结果拿给血液科刘海川教授看，时年八十三岁的刘教授也有些意外，说这是个相当罕见的病例，他从医六十多年，一共诊治过八例。岳母身体的其他的临床症状都是这个“巨球蛋白血症”在作怪。刘海川教授是军级级别，十六岁参军就当了卫生员，是医院血液病的权威专家。如此看来，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来北京真算是来对了地方。如果按部就班去呼市附院，保不准又是一番瞎折腾。回来后我跟朱大夫谈起岳母的病，他说压根儿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个病。一段时间后他又告诉我，他终于在一本八开本的精装医典上查到了，不过在内容里就写了两行字，说这个病属于血液科，是罕见病。其他如临床症状、治疗方法等都没有介绍。

我跟朱大夫说，这也不奇怪，你看的这部医典文献，编者一定认为一般医生都难以接触这个病，更谈不上诊断治疗了，介绍了也没多少用处，所以没必要在这部医典里进行详尽的介绍。

因为医院一床难求，我们被安排至丰台区的医院住院（解医院），刘海川教授每周来医院会诊两次。

在北京治疗了二十六天后，岳母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了，刘海川教授给我们开了半年的用药，让我们出院回家养息。临行前又嘱咐我，这种病没有治愈的希望，能控制到现在的程度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按现在的医疗条件，像她这样体质的病人，一般能维持三年就已经是奇迹了；若是病情再复发，就没必要带老太太来了，这么大岁数经不起折腾，你们来买些药回去服用试试。其实那年岳母才56岁，并不算老，只是被病操磨得很憔悴，头发苍白，看上去有七十岁的样子。

我理解刘教授的意思，言下之意就是再复发就只能吃些药看运气了，即使再来希望也不会太大。医院主要给服用一种德国进口药物，这种药毒副作用很强，医院临床用，药店是不卖的，现在已记不清药名。当然，回来后，我没把刘教授的话告诉任何人。告诉他们也没用，如果让岳母听到，反而会给她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。

两年半后的一九九八年春天，岳母的病又复发了。我和二连襟又陪着岳母去了一趟北京，又在医院住了18天，病情又稳定住了。

二OOO年，岳母的病又复发了，这时岳母的身体已经很虚弱，她觉得自己再经不起折腾了，担心去了北京回不来，坚持不再去了。不得已，我只好只身前往北京给岳母买药。

到了北京，依然找到刘海川教授。刘教授很惊讶，“啊？老太太还活着？”我告诉她只是身体很虚弱，来不了北京了。刘教授连声说，已经五年了，已经是奇迹了。随即又给开了半年的药。

二OO二年秋天、二OO五年春天，岳母的病又复发了两次，几乎就是间隔两年半复发一次。我又跑了两趟北京。最后一趟恰好医院没有那种药了，已经九十三岁高龄的刘海川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，让我带着诊断医院买到了药。

二OO五年7月中旬，从北京买回来的药还没服用完，岳母又患了胃癌，在手术后九十八天的农历十月初三病逝。

回顾陪岳母看病的这十二年半的经历，真是百感交集。那时，我一边照顾妻子的病，帮助妻子逐步走出心理阴影，一边陪岳母看病；九六年我又担任了村会计，不但要努力搞好家庭经济，还要干好会计的本职工作。九八年妻子在进修学校学习时，儿子读初中，女儿读小学，可想而知当时的压力有多大。但始终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，我是他们的靠山，我没有理由松懈。妻子读进修学校时，曾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，我给妻子说过一句硬气话，“你除了学习就是要照顾好身体，其他的都不用你管。我是男人，那年过黄河，连阎王都不好意思收我，就是留我照顾你们的，你说我还怕甚？”

从一次次给岳母看病，我更加强化了一个信念，只要自己通过理性分析认定的事，就不能轻言放弃。如果第一次不是我医院查病，如果那次不是我力排众议、据理力争去北京复查，我真不敢想象岳母一次次命运的走向。这也是我这一生能一次次度过难关的底气所在，凡事既要客观冷静，不能感情用事，又不能轻易认输、认怂。一个人不能缺少骨气，更不能缺乏担当的勇气，只要有三寸不烂之气在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！

编辑孙传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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